上市公司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差不多一個粉絲10塊錢,這些號多是些什么號呢?情感心理,教你扎頭發之類營銷號,天天發些復制粘貼的文章,接些豐胸、減肥等三無廣告。

這些粉絲成本大約也就是在1元,接過很多劣質廣告,洗過很多遍之后,搖身一變身價暴漲10倍,上市公司要接手。

做過新媒體的人都知道,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啊,本就走下坡路的公眾號市場,居然有人高價接盤。對于上市公司這筆交易是否劃算,其中是否有啥貓膩,我們無從得知。但是這個錢是股民出,幾十億說花就要花了。

這次監管層倒是發揮了點作用,發了問詢函,到如今兩家交易都沒有進一步進行。

前年春天,原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曾經在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敲打過上市公司:“資本市場是講規矩、有紅線、有底線的”,“不管是誰犯了規,都要讓他付出沉重的代價”,“該處罰的處罰,該退市的退市,該退場的退場”。

果然,2017年證監會發出了200多個行政處罰決定,罰沒金額同比增長近75%,市場禁入,退市等終極大棒都拿了出來,但違規行為屢禁不止,上月這波A股集體爆雷,簡直就是對“嚴監管”的莫大諷刺。

為何上市公司敢屢屢越線?最主要還是違法成本太低。以2017年為例,雖然罰沒金額創新高,但主要集中到幾個“殺雞儆猴”的“猴”身上了,比如鮮言這樣,一個人被罰了30多億,能占到罰款KPI的一半,更多的罰單,罰款金額還是只有幾十萬。

尷尬的是鮮言并沒交罰款

不是證監會不愿意罰,首先是有《證券法》在擋路。根據《證券法》規定,造假上市、內幕交易、操縱市場這些普通股民覺得十惡不赦的大罪,如果最后核定當事人沒有太多違法所得,也只能頂格處罰60萬。

一直到99年,證監會才開出第一張罰單,罰款對象是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罰款金額是3萬元。

差不多也是從99年后,周小川當證監會主席的那個時候,證監會的監管職責才開始確定。2000年成為證券市場“監管年”,一年內有11家上市公司受到處罰,當時轟動的不行。

不僅《證券法》落后,其他監管環節同樣形同虛設。

本來上市公司最直接的監督人是公司“監事會”和獨立董事,但監事會成員仍然是公司員工,工資是公司發的,監督的對象是自己的老板,職權也是老板賦予的,誰敢出頭舉報老板,砸自己飯碗?設置這樣制度的人可能就是過家家心理。

上市公司監督的第二道防線是中介機構,但現實是,由于上市公司屬于稀缺資源,中介機構為爭搶客戶,幫著粉飾財報都來不及,根本不可能履行監管義務。

前幾年鬧出巨大丑聞的山西天能,招股說明書里造假造的明目張膽。山西,一個產煤大省份,火電價格遠比什么太陽能路燈性價比更高的地方,居然有一個年財政收入2億元的窮縣,每年花4000萬去采購太陽能路燈,這事兒就赫然出現在公開的招股說明書里。

但這個破綻負責保薦的中介結構,愣是沒看出來。還有鬧的舉國沸騰的銀廣夏案件,負責出具審計報告的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一開始就是合謀。

第三道防線就是地方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在以上市公司作為政績的前提下,更是不可能大義滅親。除了部分國企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就是地方政府外,各地政府對稀缺的上市資源,一向爭搶的兇猛,看當年周小川讓PT水仙退市的那個費勁兒程度,就知道指望地方政府的監管是多么不靠譜。

幾層監管全部漏洞百出,只寄希望證監會完成最后的把關是不可能的。西南財經大學在《全球主要證券交易所監管上市公司的比較研究》中,對比過中美兩國監管部門的人員配備情況,得出了“中國監管力量太薄弱”的結果。

但按照上市公司數量和證監會人員的比例看,中國并不低,所以根本問題還是在于,中國的證監會在發行、審批上花了太多精力,三級稽查體系建立后,算下來,稽查人員只占到證監會總人員的10%。

上市公司為所欲為的背后,不只是證監會失責,也不是某個人的錯,是監管制度本身的漏洞。

然而這個漏洞從資本市場誕生那一天就開始填補,填補了這么多年,還是進展緩慢,僅是關于《證券法》的修訂,已經從13年喊到18年,結果去年后半年突然又不怎么提了。

制度有缺陷,受傷的還是小散。